昨天是 SpaceX 的 “星舰” (Starship) 第八次轨道发射，超级重型助推器与上次一样，完成了 “抓取式回收”，星舰本身亦与上次一样，以爆炸解体告终。此次失败产生的残骸干扰了佛罗里达州的 Miami、Fort Lauderdale、Orlando 和 Palm Beach 四大国际机场，数百个航班遭到延误。如果说 “星舰” 的前七次发射失败都可以算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正常挫折，那么此次失败则没那么单纯。“星舰” 上次发射失败后，FAA (联邦航空管理局) 曾下达过查清事故之前停止发射的禁令。但特朗普 “登基” 后，马斯克摇身成为 “九千岁”，挥舞 “电锯” 砍了 FAA 几百人，后者则提前撤消了禁令，这才有了此次发射。这过程大有滥用权力之嫌。

时差之故，起得特别早，打开旅馆的电视随意换着台，忽看到浙江卫视的一个名为《南宋》的系列片正在讲数学家秦九韶（1202年~1261年），遂停下来看了几分钟。片中介绍道，秦九韶见乡民过河不便，就设计建造了一座桥，后世称为道古桥（“道古” 是秦九韶的字），该桥一直用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听到这里，不禁一惊，一是惊其耐用，二是因为就好比说一个人活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则此人必是死了。果然，片中接下来就说，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道古桥被拆掉了……没想到二十一世纪的杭州居然发生过这样一件类似昔日北京拆城墙的事情。北京拆城墙一事，多年来哪怕 “主旋律” 似乎也久已持痛惜态度，杭州居然还重蹈覆辙，可叹。

我在社交平台上素来只关注很少的帐号，相应地，尽管不刻意，也自然会对这些帐号的发帖频率留有印象。以前在新浪的时候，我曾引述《笑傲江湖》中七岁时的任盈盈的一句话——“爹爹，怎么咱们每年端午节喝酒，一年总是少一个人？我记得去年有十一个人，前年有十二个。今年……咱们只剩下了十个。”——来比喻那里动不动就有我的关注对象被禁言或销号的情形；我也曾提出过一个 “微博 3σ 定则”，即经常谈时事的帐号如果发帖的平均间隔是 σ，则若 3σ 时间内没有发帖，就很可能是被禁言或销号了。这些在移师 Mastodon 之后几乎快忘了，但近来注意到一个我关注的帐号——“与我周旋一二” @normanzxy（这是我迄今在 Mastodon 所见的最有水准的中文时评帐号）——已经十几天没动静了，远远超出了 3σ 时间，不知何故（自然不会是禁言或销号，希望不是人遭遇了麻烦）。

(2/2) 诡吊的是， 如果拜登是像特朗普那样的泼皮， 那么实际上可以利用此次裁决及特朗普的一系列出格言论， 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由 “合法” 除掉特朗普——哪怕事后有人想问责， 在不能涉及动机的情况下想推翻 “推定豁免权” 也将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先河一开， 美国的体制离分崩离析也就不远了。 特朗普吃定了拜登不会这么做， 才能视此次裁决为胜利。 但潘多拉盒子既已开启， 拜登不做不等于未来的总统不做， 不做这件破坏体制之事不等于不做别的同类事情——如果那个 “未来的总统” 是特朗普的话， 更是几乎必然会很快做出某些同类事情。 这一裁决的危害会到什么程度， 美国的体制会走向何方， 皆不容乐观。

众所周知，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超级昂贵也超级缓慢 (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阻碍了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除人工费超高、 审批程序高度繁琐外， 最近在一段题为 “The Problem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的视频中了解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跟很多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会请别处甚至别国的有建设类似项目经验的工人不同， 美国的公共建设领域是高度工会化的， 那些工会对 “资方” 有非常严苛的限制， 比如要求工程由本州甚至本市的工人来独吞， 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竞争和竞价， 且往往使工程落到缺乏经验的工人手里。 这种明显有违市场经济规则的操作之所以没被废止， 则是因为美国很多地方的竞选投票率不高， 使工会这种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组织在各级竞选中都举足轻重， 没人敢得罪 (敢得罪的往往会落选)， 更遑论限制其权力或废除其主张了。 对于政府主导的工程来说， 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局面， 因此该视频在末尾感慨道： 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公司， 行政管理的很多方面却是发达国家中最差的。

前不久，我的一本关于古希腊科学的实体书《最壮丽的世界线》在拖延三年多之后终于出版了，在发到朋友圈的 “广告” 里我写了一句 “这也许会是某个有些遥远且不确定的未来之前我的最后一本实体书”。之所以如是说，背后的原因一是出版速度越来越慢，二是要求删节越来越多。本以为这是弘扬西方文化的作者之宿命，结果今天看到一位弘扬中国文化的作者也遭遇了很大的不愉快。看来当一个时代走在下坡路上时，就算仍有宁静港湾，那里的地板也是倾斜的……

读到网络作者東京博士的几句话，称经过几十年金钱至上、自私至极的风气熏陶，“如果文革再來，這個國家的人與人的冷酷殘忍，將會遠勝毛時代的文革”，跟我在一篇旧作中所说的 “假如再给中国人一次像文革那样的机会，让人性的丑恶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挥，情况恐怕只会比当年的文革更糟糕” 大略一致。

从人口对比的角度讲，“新中国” 之初的政治运动之所以不算最惨烈，是因为之前的民国是一个尚有廉耻和人伦，尚能产生鲁迅和胡适的社会，对政治运动有一定的削弱作用；文革之所以惨烈得多，是因为终于有了 “新中国” 自己的人（红小兵、红卫兵）；而未来，则整个人口都是 “新中国”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