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手提一个包袱，我也有一个。我甚至随身带着一件外套，因为在监禁中没有外套很难生存。它是枕头，是毯子，是被子——做什么都行。……但是，当我们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走了三十公里之后，我悄悄地把我的包袱丢在了路边。我知道我再也拿不动它了。……没有人带着包袱走到最后。又走了二十公里，我把鞋也脱下来扔了……
经过阿贾姆卡时，我拖着同牢房的难友索科洛夫斯卡雅走了三十公里。她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头发已经完全灰白……走起路来非常困难。她一边紧紧地靠着我，一边和与她相依为命的十五岁的孙子说着话。索科洛夫斯卡雅一生最后的恐惧是她的孙子也有可能被逮捕。拖着她走对我来说也很困难，我渐渐开始站不稳了。她对我说“休息一会儿我自己走”。很快她就落后了两公里。我们走在队伍的最后。当我发现她落在后面时，我转身回去想找到她——结果，我看见他们杀害了她。他们用刺刀捅死了她。因为是从背后，她甚至没有看见所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如何把人捅死，她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后来我意识到，她的死是一种轻松的死，比其他人死得更顺利。她没有看见刺刀。她没有时间感到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