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领域有一位大拿叫伊丽莎白洛夫斯特，主研究记忆的可靠性。
关注社会活动的人大概在MeToo事件中见过她的名字——以负面人物的形象，她当年作为专家证人为韦恩斯坦辩护，因此臭名昭著，遭到学界内外的一致抵制。但在事后报道中，文章指出两个细节，一是她本人其实非常讨厌韦恩斯坦甚至还当面说坏话被听到了，第一次拒绝后，她被韦恩斯坦方的电话死缠烂打很久，于是只能接下委托，二是她最后也没有收到1.5w美元的全额付款。韦恩斯坦方之所以认准她不放，因为她的研究涉及记忆的错误性，二这恰好切中许多metoo发起者的痛楚——她们只有回忆，没有证据。当然，韦恩斯坦还是败诉了，因为无数受试者的记忆可以交叉互证，而洛夫斯特的研究是个体在特殊情况下产生错误记忆。
她尤其指出ptsd患者的记忆并不可靠，或与实际不相符。比如一个概念叫”武器焦点”，如果行凶者持有危险性武器，那受害人往往会把关注点放在武器上，以至于事后无法回忆行凶者的具体特征。
研究表明，压力并不会提升人的记忆力水平，The Yerks-Dodson Law描述的就是压力和唤醒水平一旦超过某个范围，那效率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记忆同理，过度压力会造成注意力的错误落点等情况，从而产生模糊乃至虚假的记忆，因为大脑需要自洽，于是它就是自己发明一些模棱两可的记忆来填充空白，而且记忆是可以被捏造的（譬如你父母骗你小时候做过某事，你可能真的就这么认为，并把它加入你的记忆库里）。洛夫斯特和学生的一项实验就是让家中长辈骗受试者，说他们曾小时候在商场迷路过，结果许多人都深信不疑，将其纳入记忆库中。

这个研究无疑是中立的，但在社会层面，却很不幸地让许多成年后试图为童年遭受的伤害寻求说法的受害者进一步遭到限制，其中以女性受害者尤甚。然而我看了许多资料后发现，让该研究和洛夫斯特本人陷入风口浪尖的最著名的案例反而是她帮助了一位被夺走女儿的母亲，具体经过大概是女儿当年被父亲植入了错误记忆（说她母亲用手指性侵她），母亲因此败诉，但洛夫斯特在看了卷宗后指出这个记忆很可能不可靠。
其实很多年来，女儿本人对这段记忆并没有深刻印象，但同样的，她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没有重建关系的想法，还坚持认为洛夫斯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和隐私权，但在几番周旋之后，尤其是在洛夫斯特的坚持下，这个女孩最后还是和这段往事和解了，意识到当年那段记忆是错误的（btw这个女孩最终自己也成了心理学家）。

我对这段故事以及洛夫斯特的“轴”有点五味杂陈，就像她自己在为韦恩斯坦辩护后说的那些话，她其实不仅为韦恩斯坦这一个烂人辩护过，美国不少恶性案件里都有她的身影，但她也不会发表自己研究外的话，相反有时她还会提供不利于辩护方的证词，她以科学家的立场追求中立，却不在意中立本身可能就是助纣为虐的一种表现，她没有刻意关注自己在心理学家以外的的其余社会身份立场，只一味追求准确性。要命的是，她童年也有被保姆（男）性侵的过往，而对于她质疑人的记忆准确性的研究，学界非议她的第一方式也是首先去攻击她的性别。这真的很可悲。

之所以想发这一段话，因为在翻阅很多资料后，我发现大部分资料和文章编写者还是有伦理观的，他们在描述洛夫斯特这项研究时，秉承着她的中立态度，会刻意回避给予身份较为具体的例子，因为这的确是个无比微妙的话题，一方面这些ptsd受害者本就面临求告无门的困境，比如心理精神状态糟糕、年代久远缺乏证据、受害者较为孤立没有交叉认证，最后竟还有洛夫斯特这项研究成为质疑他们记忆准确性的力证，大部分资料都以”儿童”为例，避免把这个儿童身份再进一步具体化。使用儿童作为案例的好处是，这恰好符合洛夫斯特的主要研究对象，其次儿童是一个可以普遍激发同理心的身份，虽然我本人并不认同洛夫斯特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观念，但她的研究目的绝不是“让大家别信受害者”，所以她选取的研究对象也往往是不带社会特征的。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2012年的台男博客，在讲述洛夫斯特的研究时，此人反复以女童遭受父亲性侵长大后回忆此事然而父亲其实是被冤枉的举例说明，这就完全违反了那种微妙的人畜界限，人家看到的是记忆的可靠性有待查证，你看到的是这可以为社会既得利益者背书，男人果真是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