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美国的“政治正确”会走中共的路吗？ t.co/X5XzIY0o87 via @voachinese

胡平：荒诞的毛诞（2024/01/17）——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130岁冥诞。中共当局隆重举行纪念活动。上午，习近平率一众高官朝拜毛泽东纪念堂。然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查阅10年前，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次提到江泽民，一次提到胡锦涛，三次提到邓小平。可是在这次讲话中，邓、江、胡都一字不提。记得在习近平上台之初提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不能互相否定，我当时就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拉抬毛、贬低邓，是要开改革开放的倒车。如今看来，果不其然。 就在毛诞的前一天，被誉为改革派最后阵地的《财新周刊》发表社论"重温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声疾呼邓小平主张的"实事求是"，并指出"经济不振金融风险显露"等。这篇社论在发出数小时后被下架。这表明，习近平已经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道路上倒退有多远。 官媒报道全国各地、尤其是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民众纪念毛诞的活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不是官媒的报道，而是网民通过自媒体发出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另类的纪念毛诞的活动：从25日午夜起，就有大量民众，主要是年轻人，聚集在湖南韶山毛泽东铜像广场 现场，手举毛泽东相片和红旗高喊：“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资本主义复辟，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所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要毛泽东思想。”当局在现场派出大量武装警力监控，有警察收缴了一些集会者打出的标语，如“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和“人民胜利今何在？满路新贵满目哀”。另外，毛粉的《乌有之乡》也发文声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毛的旗号，但同时阉割其革命内容与锋芒，愚弄劳动人民，等等。据说当局内部有指示，要警惕有人利用毛泽东反对现在的党中央。 在这次官办的纪念毛诞的报道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当天晚间，央视的《新闻30分节目》在报道了为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推出的纪念邮票后，紧接着就播放了一条北川羌妹子唐丹在年末忙着杀猪做腊肉的新闻。按说，这位北川羌妹子唐丹做腊肉的事情，从前年起就有过几次报道，算不上新闻了，为何却偏偏在这样的日子里又上央视的新闻节目？因为民间早就有用“腊肉”来指代毛泽东的习惯，无怪乎引起网民热讽热议。稍后，这段视频被删除。但由此引起的这段议论却并没有平息。 从这次纪念毛诞所呈现出的种种荒诞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今日中国之荒诞。毛泽东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暴君。从土改到镇反，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浩劫，死于毛泽东暴政下的中国人至少有六千万。在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不但在民间，包括在中共内部，在中共高层，对毛泽东的批判和否定都越来越强。虽然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对毛做了“功大于过”的正面评价，但不少与会的中共高官告诉我们，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官员们都主张对毛做出更否定性的评价。他们之所以接受毛“功大于过”的结论，只不过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是权宜之计，再过些年会重新评价，会更多否定更多批判的。殊不料后来发生了“六四”屠杀，原本在不断深化的思想解放和政治改革戛然终止，以后就是持续的倒退，习近平上台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但历史真相终究不可掩盖。我们坚信，历史罪人终究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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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国民众究竟怎样看待毛泽东？（2014年1月17日）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前夕，《环球时报》发布了一份该报进行的民意调查，称有“85％受访者认为毛泽东功远大于过”。 按照《环球时报》自己的说明，这次调查“采用电脑辅助电话与会员数据库线上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所有样本均通过随即抽样的方法获得”。正如何清涟女士指出的那样，“这个涵盖七个城市的受访者群体。其实就是由《环球时报》的读者构成。经常阅读该报的读者，其政治倾向与思想底色，都与中共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因此，这样的调查结果显然并不具有代表性。 那么，在今日中国，人们究竟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呢？有人说，在今日中国，大部份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是反对毛否定毛的，一般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则是拥戴毛崇拜毛的。 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靠谱的了。只要看看在毛时代，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遭遇就清楚了。数日前，几位左右派代表人物在京城聚餐。席间，左派召集人贾冀豫问陪同94岁聂元梓与会的山西籍小保姆：农民怎么说毛主席？答：都是坏话，饿死人，穷，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还用问吗？大饥荒饿死至少三千多万人，其中99%以上是农民。知青一代应该记得，当年在农村开忆苦思甜会，领导挑选安排苦大仇深的老贫农给大家忆苦思甜，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台上的老贫农起先还讲旧社会的苦，讲着讲着，老贫农就忘记事先的安排叮嘱，讲起当年地主的种种好处，控诉起59年60年61年来了－－“要说苦，还是那三年最苦啊”！ 不错，在当今中国，民间确实有所谓毛泽东热，但是其规模很有限，参与者并不多。这是必须说明的。其次，对民间的毛泽东热也要分析。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唱毛时代的红色歌曲，那多半是怀旧，其中，娱乐性远远大于政治性。有些地方打出毛的旗号开商店开饭店建设旅游景点，显然是出于商业考虑，利用品牌效应赚钱。出于政治考虑，用于政治目的的当然也有，例如下岗工人抬着毛泽东画像举行维权活动，那无非是借钟馗打鬼，不等于说他们真的留恋毛时代，如此等等。 这里，我特别要讲一讲作为权力崇拜的毛泽东热。 我们知道，民间的毛热或毛崇拜起自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起自于南方的公共汽车司机。据说广州街头发生了一起车祸，两车相撞，一辆车上的人死伤惨重，另一辆车上的人却安然无恙，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司机座中挂着一副毛泽东象，于是毛就成了逢凶化吉，保佑平安的神灵。2008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镇进行居民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是12.1%，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财神爷和土地爷的分别是9.3％和8.8%。 不难看出，上述对毛的崇拜反映了中国的一种传统的迷信方式。在这种迷信里，一个人或一个神被崇拜，并不是因为他善良公正，而是因为他强大，因为他厉害。崇拜实际上是巴结讨好，是谄媚贿赂。例如过去的拜龙王。在中国神话里，龙王从来不是善良与公正的化身。神话里的龙王多半是凶暴的、任性的。只因为龙王掌握着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水资源，既能造福又能为祸，所以老百姓才不得不求它拜它。 若说老百姓崇拜毛是因为他们把毛视为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这种解释显然不通。普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人比毛泽东更见不得老百姓平平安安过日子发财致富的了。为什么有老百姓不崇拜别人偏偏要崇拜毛呢？就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不是比毛泽东更有资格被视为他们平安与财富的守护神吗？为什么他们不供奉邓象却供奉毛象，为什么不崇拜邓小平却要崇拜毛泽东呢？为什么只有毛热却无邓热呢？ 道理很简单。那当然不是因为毛比邓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为毛比邓更强大更厉害，因为邓只是毛的下属，因为邓是毛的手下败将。对毛的崇拜无非是对权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纯粹的权力崇拜。这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还有所不同。毛时代对毛的崇拜毕竟还包含有对毛思想的认同。那时候人们不但挂毛象，唱毛的颂歌，而且还读毛选读毛语录，表示要用毛思想武装头脑实现思想革命化，照毛的指示办事，做毛的好战士。而现在民间的毛崇拜——例如公交司机挂毛象，老百姓在家里供奉毛的塑像——明显没有这样的内涵。 在权力崇拜者的心目中，那些在人间显赫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们死后会成神成仙，他们生前支配人们的命运，死后仍能支配人们的命运。这就和宗教崇拜宗教信仰大相径庭，截然相反。宗教信仰大都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崇拜的神不但最有力量，而且最公正。他们相信，好人即便在人世间受苦受难，但死后必进入天堂永享至福，恶人坏人不论在人世间多么耀武扬威横行霸道，死后必下地狱备受煎熬。宗教信仰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矫正，而上述那种迷信和崇拜却是对人世间不公正的继续与延伸。 当今中国的毛热或毛崇拜兴起于90年代即六四之后。这绝不是偶然的。六四屠杀摧毁了很多人对公正的信念，摧毁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应有的道德感，于是他们就接受了成王败寇的逻辑，转向对权力的崇拜；于是毛泽东就成了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 要消除这种毛泽东崇拜，仅仅是揭露批判死去的毛泽东还是不够的。因为权力崇拜是以权力为转移，所以要消除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唯有消除那种造成崇拜的权力；换言之，我们必须消除由毛泽东开创的共产党专制政权。

每日讀報特別節目——陶瑞采访林培瑞，談美國大學中的DEI文革 t.co/nq739XfCQC via @YouTube

评论｜胡平：习近平为何怕人提罪己诏？ t.co/c9MiDc9NN4

李江琳：与红色家庭分道扬镳，这场革命是错的 t.co/48yoMyHo94 via @voachinese

我郑重向读者推荐这本书《1959：拉萨！》。作者李江琳原先在纽约市皇后区图书馆工作，主持过多次大型讲演和讲座活动；两年前，李江琳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全力投入西藏问题的研究与写作。一年半后，李江琳就把这本《1959 拉萨》呈现于读者面前。 李江琳著《1959 拉萨！》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于2010年7月出版，正文前有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现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写的序言。全书分23章，共361页，并附有几十幅珍贵的历史图片。 为什么要选择1959年拉萨事件作为切入点呢？作者说，因为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了解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多相关的事情就有了答案。作者披阅了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包括中共官方出版物以及汉藏双方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细心的梳理和独立的研究，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了也许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叙述。凡欲了解西藏问题者不可不读。 1959年3月10日上午，拉萨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了达赖喇嘛居住的夏宫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喇嘛按照原计划去西藏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随后民众举行和平的集会游行，喊出了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和西藏独立的口号。接下来的几天，藏人和中共西藏工委、解放军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强烈，形势越来越紧张。3月17日深夜，达赖喇嘛率领家人和噶厦政府部分主要官员离开罗布林卡，经过两周跋涉，翻越喜马拉雅山，前往印度寻求政治庇护。两天后，驻藏解放军和西藏工委领导下的机关民兵向拉萨藏人发动猛烈攻击。如李江琳所说，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有两次解放军进城杀人，一次是1989年6月的北京，另一次就是1959年3月的拉萨。 乍一看去，1959年拉萨事件是被一件偶然的事情引发的，那就是达赖喇嘛要去军区司令部观看文艺演出，藏人前去阻止，于是酿成一起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那么，为什么藏人要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司令部呢？因为他们担心那是一场鸿门宴，担心达赖喇嘛会被劫持被绑架。为什么藏人有这样的担心，因为自1956年以来，中共在西藏周边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的藏区推行暴力土改和以宗教改革为名的宗教迫害，激起了藏人的强烈反抗，然后遭到中共的残暴镇压，在这些地方，很多藏人首领就是被中共邀请开会或赴宴，结果一去不返。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机器都说，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一场“叛乱”；但李江琳通过她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公开的和内部的资料都没有提出支持这一结论的确凿证据。根据作者的研究，拉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实际上是普通藏民和少数藏人中下层官员，在抗议活动的高潮期，噶厦政府陷于瘫痪，达赖喇嘛也控制不住局面。换言之，拉萨310事件本来是一次突发性的群体事件。倒是中共方面，早就在寻找借口，打破十七条协议中“不改变西藏现状”的约束，放手把在内地推行的那套社会改造推行于西藏。310藏人的集会游行给了中共西藏工委和军区一个开打的理由；又由于中共方面经过长期策划，早已具备打的条件。再加上当时坐镇拉萨主持工委工作的谭冠三将军先斩后奏，擅自下达开打命令，在藏人的圣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大屠杀。 拉萨之战结束后，中共即派出大量野战军进入西藏各地平息“叛乱”，大开杀戒；与此同时，又凭借暴力，对西藏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给藏人带来深重的灾难。西藏的历史从此改变，汉藏关系从此改变。 51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毛时代，中共推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1959年拉萨事件的是非曲直，应该说已经一目了然。邓小平上台后，着力纠正毛时代的种种错误。1979年，当局与西藏流亡政府开始接触，流亡印度20年的达赖喇嘛派出第一个访问团来到西藏。访问团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藏人涌上街头，恸哭着呼唤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这一幕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藏人的心是在哪一边。 那天，李江琳对我说，她准备写一部流亡藏人史。我当即拍手叫好。自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51年来，藏人谱写了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集体流亡。其艰苦卓绝、英勇悲壮、可歌可泣与灿烂辉煌不亚于古代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我殷切地期待李江琳的新著早日问世。

圣诞老人是真的吗？——据说，在美国，当父母的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就是：“圣诞老人是真的吗？” 如果你过早地告诉孩子圣诞老人是假的，那会摧毁掉小小心灵中那个美好的童话世界，甚至会影响孩子对美好事物的信仰。可是，假如你的孩子已经不再相信圣诞老人了，你还在告诉他／她圣诞老人是真的，那又会让孩子感到你在忽悠他／她糊弄他／她，这就有可能削弱对父母的信赖。由于每个小孩心智成长的速度不一样，很难说孩子长到几岁时给他／她讲实话最合适，于是当孩子提出“圣诞老人是真的吗”这个问题时，当父母的往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女儿丫丫出生在美国。从一岁起，每到圣诞节的头天晚上，当孩子入睡后，我们就把给她买的礼物放在客厅的小圣诞树下。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叫孩子起床：快来看啊，昨天夜里圣诞老人到我们家给你送礼物啦。丫丫兴冲冲地赶到客厅小圣诞树前，双手拿起礼物，喜不自胜。 一年又一年，丫丫渐渐大了，上了幼儿园，能看书，也能写字（英文到底好学多了），自己有个小本字，常常在上面写写画画。 这一年圣诞节又到了。在平安夜，孩子睡下了，当我们照例把给她买的礼物放在客厅的小圣诞树下的时候，发现在圣诞树下有一个打开的小本子，旁边还放了一枝笔－－自然是丫丫放的了。我们把小本子拿起来看，上面是丫丫写的两行字（当然，是英文，中文是我翻译的）： 圣诞老人，你是真的吗？ 如果你是真的，请在下面签上名。 下面她画了一个X和一条横杠，给圣诞老人签名用。 我大为惊喜：小人人不简单呐。人家会自己琢磨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呢。 祝大家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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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2024财年遣返无证移民逾27万 创10年新高 t.co/K6BNd18i2p via @voachinese

犬儒中国——读胡发云小说《如焉@sars.come》——2006年中国文坛的一件大事就是长篇小说《如焉 @sars.come 》（以下简称《如焉》）的公开出版。著名作家、《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对这本书的评价极高。章诒和说： "两晋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 @sars.come 》而已。"其后不久，中国新闻出版署负责人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8本书禁止发行，《如焉》名列榜上。 《如焉》的作者胡发云，今年58岁，现居武汉.《如焉》一书完成于 2003年。2004年，这部小说的电子文本贴上了一家网站。其后不久，这个网站被下令关闭，但这部小说和其他一些好作品仍然在网上继续流传。2006年初，《江南》杂志全文刊登了这部小说，引起热烈反响。同年10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小说《如焉》写的是在SARS 爆发前后在华中某城市发生的故事，主人公茹嫣是位寡居多年的中年女性，她在同事兼好友江晓力的介绍下与本市的副市长相识并恋爱。同时，茹嫣又在网络上认识了以达摩为代表的几个知识份子。SARS 的爆发引发了原本隐藏的多种矛盾。在这一突发事件中，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小说深入细致地刻画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揭示出知识份子的复杂心态和整个社会的一般的精神面貌。 许多人都自嘲，说自己是毛子，说周边都是毛子 小说《如焉》写到了"六四"，揭示出"六四"后犬儒主义在中国的泛滥成灾，特别是知识份子的犬儒化。 小说中的人物毛子就是知识份子犬儒化的一个典型。毛子属于红卫兵一代，1966年文革爆发时在上高中，一度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当过造反派，后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和同学一道下放农村当农民。在走出了初期的狂热与迷信之后，毛子和他的同学们开始了对现实的怀疑与思考，他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努力搜寻各种书——包括那些在当时被禁止和不公开发行的书，首先是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找到了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他们给自己这个小团体取了个代号"青年马克思"），逐渐萌生了自由民主的理念。随后，他们先后上调回城，当上了收入低微的蓝领工人。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青马"的好几位成员都考上了大学，毛子更是以高中学历直接考取研究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科学院。在80年代，毛子写了不少鼓吹思想解放的文章。八九民运爆发，毛子非常活跃，还去了两趟北京，发声明，作讲演，风云一时.六四屠杀把毛子吓坏了，几乎精神崩溃，再不敢表达他的自由化思想。其后不久，新来的院领导要毛子替他写一篇支持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文章，毛子意识到这是一个巧妙的讨好上司以及在政治上表态转向的大好机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接下来，毛子入了党，当上了研究所的头头，兼职大学教授，政治上表现日趋保守，还不时地写一些阿谀当局的文字，物质待遇则步步升高。如今的毛子，"功名利禄，香车华屋，娇妻虎子，"一应俱全，志得意满，风度翩翩，连身体都变得"高大壮实起来，不论是西服便服，穿在身上都是一副伟岸挺拔的样子"了。 毛子的转变无疑是很有代表性的。作者胡发云后来接受采访时就讲到："毛子这个人物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自嘲，说自己是毛子，说周边都是毛子"。小说告诉我们，当今中国知识份子的犬儒化主要是"六四"屠杀所造成的恐惧效应。正像小说中人物达摩所说："恐惧常常比灭杀更有力量。灭杀祇能消灭异端的肉体.恐惧可以改换他的灵魂，让一个最不羁的反叛者，成为驯良的奴隶，并以此作为其他同类的标本。尤其可怕的是，恐惧是长在自己内心的，别人无法帮你将它割除。" 人们普遍注意到，90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份子大部分转向保守，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争取，放弃了对专制强权的批判。通常这被解释为知识份子被共产党收买，成了既得利益者。不少知识份子自己也很乐意承认他们被收买——被收买那就表明自己有身价嘛，所以听上去不那么丢脸，或许还有几分光彩。其实，共产党总是使用胡萝卜加大棒这两手。对大多数知识份子而言，也总是要在大棒奏效之后，胡萝卜那一手才能奏效。要说中共的改革给知识份子带来了实惠，所以知识份子愿意拥护中共，那么尽人皆知的是，当代中国知识份子命运改善的大转折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发生在八九民运之前。那为什么还会爆发八九民运呢？为什么知识份子还会在八九民运中扮演领导角色呢？知识份子的政治转向分明是发生在"六四"之后，因此首先是、主要是恐惧的产物。"六四"屠杀给国人造成了强烈的恐惧，出于恐惧，多数人不得不远离政治；而一旦远离政治，他们就不再感到压迫的存在，因此也就不再有明显的恐惧感，于是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是，统治者再给出物质的诱饵，很多人就甚至感到很满意了。 达摩无疑是作者最钟爱的人物。达摩也是当年"青年马克思"小组的一个成员，是这个小组中公认的最有思想的。从农村调回城市后，达摩先是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达摩没有报考大学，因为他相信由于自己多年的刻苦自学和独立思考，已经没有必要再去上那个大学了。后来他所在的工厂垮掉了，达摩就干起了家用电器修理的个体户，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按学历，按身份，达摩都算不上知识份子，但唯有达摩才始终保持了知识份子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达摩是知名的网络大侠，他常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主要是思想文化政论时评，也有散文随笔，思想犀利深刻，文笔朴素优雅，在民间思想界颇有影响。 有一次，达摩偶然地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毛子写的迎合当局的新着，刚读了几页就感到很恶心，忍不住去质问毛子。于是，在两位老朋友之间爆发了一场短兵相接、推心置腹的激烈争辩.一开始，毛子说得很干脆，写这本书是"骗钱混生活"的，反倒讥讽达摩太正经太矫情。继而毛子又辩解道，我们都是小人物，年轻时的理想主义不过是不知天高地厚；既然世间之事有它的命数，不是我们所能把握能改变的，那些个空洞的价值理想还有何用？何不把眼前这些事情都看淡一点，放下来，让这段混沌难堪的日子熬过去？至于未来么，就交给后人吧，任它是好是歹。在达摩的尖锐追问下，最后毛子竟口不择言，蛮不讲理地说：不管怎样，我的日子比从前过得好了。 毛子的自辩无异于一篇犬儒主义的宣言。然而有趣的是，犬儒常常不肯承认自己是犬儒。他们每每要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或说词，把犬儒心态予以掩饰，予以合理化。这就使得治疗犬儒病变得很复杂，但也因此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大多数犬儒都不能心安理得地当犬儒，所以，指出他们害了犬儒病就可能会激励起他们去克服它。达摩直率而深刻的批评，对毛子有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最后，毛子决心告别犬儒主义，重新拾回一度失落的理想主义.毛子当然知道他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乃至风险，但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毛子说得好："我自己就是光着身子混上来的，有什么舍不得丢弃？"更何况现在的压迫再厉害，总比毛时代轻多了吧。 两条都是不归路 《如焉》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卫老师，卫老师是个老革命，也是当年共产党队伍中为数不多的一个知识份子、一个文化人，1949年后出任党的高级文化官员，然而却在1955年的一次政治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成员，从此被定为"阶级敌人"，跌入社会底层，妻子为了子女的前途被迫离婚，又在文革期间自杀身亡。卫老师本人则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受尽磨难，九死一生。 然而，正像卫老师40几年后回首往事时讲述的那样，"一直到我后来被抓进去，我依然真诚地相信这个政权，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理论，真诚地相信我自己是有罪的。尽管我委屈，我惶惑，我痛不欲生，但是我还没有往最深处怀疑过什么，更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做过的那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是否有需要审视的地方。"随着苦难的持续和思考的深入，卫老师终于省悟到问题出在他自己参加的那场革命上，出在他自己参与建立的那个制度上。 卫老师慨叹地说："我写过领袖的颂诗，我参加过新中国最早的大批判，我编写过第一批新语文教材。可以说，10多年后，那些押着我游街的学生，那些打骂我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教育出来的……直到这种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几乎永远不可翻身的时候，才想起它的一些问题，但此时革命洪流已经不可阻挡，让千千万万讴歌过它，献身于它的知识份子甚至革命前辈都在那一片汪洋大海中陷于灭顶之灾。" 这些思考无疑是极其痛苦的，因为它是对自己的否定。如卫老师所说："它几乎又要将我自己再次否定一次。如果55年，66年，是别人从一个方向对我的否定，那么今天，则是我自己从另一个方向对自己的否定"。卫老师是老革命，早先被打成反革命，在压力下他认罪了，承认自己犯了反革命的错误.这是第一次否定。后来他恢复了自信，重新肯定自己是革命者，相信自己并没有犯过反革命的错误；但是再深入反思下去他不能不意识到，自己还是错了，自己虽然没有犯过反革命的错误，但是自己却犯过革命的错误，自己参加的那场革命本身是错的。这是第二次否定。第二次否定要比第一次否定更艰难更痛苦，也更伟大更深刻。  25年后，卫老师卷入的那件反革命集团案获得平反，大难不死的卫老师重新出山，带着他长期苦难中的沉重思考，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海内外都有影响，到了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此时的卫老师，心境十分坦然。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他感谢1955年，使自己付出几十年的代价而大彻大悟，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不归路。另外一些老革命则是用几十年的时间走上了另外一条不归路，现在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大概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过去做的都错了，但是他们不能改弦易辙，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日夜担心别人会鞭尸。 《如焉》里借一位老革命的女儿江晓力之口，讲出了那些老革命的心里话。江晓力深知共产党犯下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也深知当今政府官员的腐败及其招致的广泛民愤。她知道"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们自己也不信了，但是，这一切祇能由我们自己来改，改得鼻青脸肿，改得头破血流，都行。最重要的一条，不能掘我们祖坟，不能断我们后路。谁想这么做，你有一万条理由，也不能答应的。"共产党要改革，但是祇能由共产党自己来改，不能让别人来改。"这里面没有是非，祇有胜负。"这就是今日的共产党统治集团：他们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两种犬儒主义：统治者的犬儒主义和被统治者的犬儒主义.统治者早就不相信他们口头上标榜的那套理论和原则，他们祇是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作维护权力的手段和镇压反抗的藉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尤其是在试图反抗又遭到严重的挫折之后，他们就很容易对一切美好的价值失去信心，放弃理想，放弃抗争，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笑抗争。 中国作家是否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 小说的主人公茹嫣，原本与世无争，不喜欢抛头露面，对政治更是毫无兴趣，祇是为了和远在法国留学的儿子保持联系才学会了上网，由此进入了奇妙的网络世界。通过互联网，茹嫣读到了很多传统媒体上读不到的讯息和文章，结识了一批象达摩这样的她过去没有机会结识的人物。从描写母子亲情开始，茹嫣在网络上发表了很多文章，逐渐涉入到一些重大的公共事件。茹嫣的网络言论是如此地触及到专制政治的痛处，以至于被她原来的朋友江晓力提高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卖国"的地步，那位陷入情网，已经向她求过婚的副市长到头来也出于自己仕途的考虑而和她分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过去茹嫣不关心政治，实际上是不关心共产党的那套政治，因为一党专制下的政治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互联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交往空间，从而使得人们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也就是参与真正的政治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是很有道理的。茹嫣不关心的是假政治，一旦真政治出现，她很自然地就被吸引过去了。 二、茹嫣虽然没有读过什么有关人权与自由的书，但是她一旦参与公共生活，凭着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立即就对这些人权与自由等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正好证明了人权与自由等理念的普适性，就像中国老话说的"事同此理，人同此心"。这两点都和网络有关。小说极其生动细致地描写了网络对中国社会社会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早就有人讲过，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在今日中国，网上的虚拟世界远比网下的真实世界更真实。 卫老师感慨说：其他国家，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包括前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即便在最黑暗的时代，它们都有作家艺术家留下了自己的声音。而中国却缺少这样的声音。"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也曾产生过所谓伤痕文学，解释和记录了毛时代的罪恶与苦难，但多半是自我设限，浅尝辄止。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但其中有份量的、真正触及沉重现实的佳作却更见稀缺。因此，不少评论家说，《如焉》这本书洗刷了当代中国文学的耻辱。平心而论，《如焉》还并没有达到我的最高期待。但是它无疑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里程碑。 ——《北京之春》 2008年2月号 t.co/KgWe3s3s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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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胡平：习近平为何高喊“自我革命”？ t.co/NgXgdfn4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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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Riverside’s DEI Guardians Came After Me
The university censured me after I spoke out against race taking over the faculty hiring process.
by Perry Link
《Wall Street Journal》，Dec 1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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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日谈普世价值——所谓普适价值，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缺少准确清晰的表达；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没有体现在某种制度性安排上。
《世界人权宣言》公布的人权观念是不是普适价值？抑或它只是西方的观念，不适用于中国。

人权当然是普适价值；它不但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事实上，在当年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就有中国人参与，就结合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我们知道，在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过程中，一位名叫张彭春的中国学者兼外交官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初，不少来自基督教传统的国家的代表主张，像美国的《独立宣言》那样，把人权表述为“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张彭春不同意，他建议把人权表述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他们赋有（endowed）和有资格享有（entitled）各种权利和自由。这种表述可以适用于各种非基督教传统的国家，更好地体现了人权的普适性，因此得到广泛的赞同而写进了《世界人权宣言》文本。

所谓普适价值，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缺少准确清晰的表达；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没有体现在某种制度性安排上。

就以第一人权——言论自由为例。在中国古代就有一句成语“言者无罪”，流传至今。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左右两侧，矗立着两座高大的汉白玉的华表。华表的前身是谤木，相传在上古的尧舜年代，中国人就在交通要道上树立高大的木柱，专供人民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批评统治者的意见之用。后来，谤木失去了它原来的功能，变成了装饰物。汉代一位名叫路温舒的大臣，力主让天下人都开口说话。路温舒说：乌鸦蛋不要捣毁，凤凰才会来栖息；不禁止恶意的批评，才会引出良好的言论（“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在中国历史上，那些能够听取批评意见，能够容忍反对意见的皇帝总是受到称赞的；而那些压制批评，热衷于以言论治罪的皇帝总是受到谴责的。

不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和“自由”这两个词汇或概念。但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对人权和自由的感觉和追求。中国过去也有一些词汇或概念，和人权与自由的意思很接近。好的词汇或概念，既是发现，又是发明。说它是发现，因为它不是无中生有，没有依托。它反映了我们固有的某种感觉或愿望。说它是发明，因为在找到这个词汇或概念后，我们的感觉或追求就变得更明确，更清晰，更现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人提出的人权和自由的概念后，立刻就抓住了它：“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东西！”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纪念碑里有一块汉字石碑，上面刻着一位清朝高级官员、儒生徐继畲的一段话，对华盛顿总统称赞备至。徐继畲写到，美国国父们创建的制度，几乎达到了中国人古老的天下为公的境界，和我们上古时期的的理想非常接近（“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108年前，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今天的台湾有着成熟的民主制度，在人权与自由方面有十分良好的记录。台湾远比大陆更好地保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这有力地证明了人权价值的普适性。